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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三大不朽贡献
2017-01-25 16:04  

陶行知是人民教育家,也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大众诗人。他从爱国主义、自由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贡献。他一生中从事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教育,但并非孤立地限于教育。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三大不朽的贡献。

一、倡导生活教育运动,创办了许多第一流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养了大批人才

陶行知一生中,亲手创办或经他推动,陆续办起了以生活教育为指导思想的许多当时堪称一流的学校。洪波所及,影响了许多地方,唤醒了许多青年,培养了许多革命志士与各种专门人才,在黑暗的旧中国,建立起了几处短暂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小小的民主乐园,为改革旧教育作出了示范,为建立新教育展示了无穷光明的前途。这里仅举他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亲手创办的三所著名的不同类型的学校: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与育才学校为例,就不难看出他的突出的成就。

晓庄师范学院的诞生,给南京农村平添生机,给茫茫黑夜点起了一盏明灯,正如他所写的诗歌所唱的“老山劳,小庄晓,新时代,推动了”。它给人以一种旧教育所完全没有的新鲜感觉。师生们住的是自己动手兴建的泥墙草顶的茅舍,穿的是短衣布鞋或草鞋,师生员工打成一片,图书馆取名为“书呆子莫来馆”。礼堂命名“犁宫”,门前的大柱上写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下联是“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操场、游泳池、教室等也全部由师生们自己建造。因为它是培养乡村教师的学校,陶先生提出的目标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本部为“后方”,分布在各个农村的中心小学为前方。学校以中心小学为中心,而中心小学以农村生活为中心。三者结成有机的整体。全体同学分期分批地轮流到各中心小学担任老师,根据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实行教学做合一。学生一面完成教学任务,一面联系学生家长,与农民广交朋友,成为改造农村的一员。在“后方”的同学,结合教学实际,在老师的辅导下学习系统知识。前方后方联成一气,师生农民休戚与共,亲如家人。农村兵匪为患,师生们组织联村自卫队。农村疾病流行,师生们开展防疫活动……他们还支援城里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经过两三年努力,学校逐渐发展,除普师、幼稚师范两院外,办有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稚园5所,民众学校3所,中心茶园2所,乡村医院1所,联村救火会1所,中心木匠店1所,石匠工厂1所。晓庄的蓬勃气象,给中国教育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生活教育运动的骨干,为革命输送了栋梁之才。晓庄师范烈士的鲜血浇灌了中国革命之花。

有“浙江的晓庄”之称的湘湖师范,也是陶行知亲自设计,并派晓庄师范的学生去担任校长、指导员,在推行生活教育、培养乡村教师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山海工学团是陶行知先生苦心栽培的又一颗硕果。山海工学团又名山海实验学校。当时正是“一·二八”抗战以后,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地方,宝山与上海之间的郊区有许多农民子女无钱进学校,陶行知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原则,把工农青少年组织起来,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同时关心国家大事,组织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正是他说的“穷人用穷办法办穷教育”,“用民众动员教育并用教育来动员群众”。就这样按照行业办起了如报童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种稻工学团。按照地区办起了晨更工学团、萧场工学团等许多工学团。工学团的组织使生活教育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形式,把学校、工厂、社会打成一片,为人类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提供了雏形,更是当时一个学习型的组织,意义十分重大。工学团对旧社会无权享受教育权利的劳动群众真是天大的福音。以山海工学团为核心的各工学团,在1932年至1937年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曾一度恢复与发展,也取得一定成绩。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晚年心血的结晶。这是按照生活教育理论、重视人才幼苗培育而办的一所难童学校。在校内推行民主管理,师生互相尊重情同手足,不称老师而称“大哥大姐”。学校分设了类似系科的自然、社会、音乐、绘画、戏剧、舞蹈、文学等7个组。利用当时重庆抗战后方的人才优势,聘请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如音乐家任光、贺绿汀、李凌,戏剧家章泯、水华、舒强、刘厚生,舞蹈家戴爱莲,美术家陈烟桥、张望,诗人艾青、力扬等担任各组领导与教学工作。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如翦伯赞,田汉、何其芳、许士祺、徐迟、姚雪垠、吴晓邦、盛婕、叶浅予、黎国荃、赵丹、萨空了、陆诒等来校兼课或讲学。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各组除有文化基础课作共同必修课与专业理论课外,强调社会实践,根据不同的特点,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队,走向社会,使青少年、儿童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从小培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社会组组织时事报告会,演出配合形势宣传的活报剧;绘画组提出“为老百姓画、画老百姓、到老百姓中去画”的口号,画了许多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画;音乐组、戏剧组、舞蹈组经常开演出会,曾在重庆演出《抽壮丁》、《升官图》、《小主人》、《茶馆小调》、《你这个坏东西》、《朱大嫂送鸡蛋》、《兄妹开荒》等进步节目。育才学校成了一支活跃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办学8年中,造就了大批年轻有为的革命干部与各类艺术人才。许多人称这是“古庙里的奇迹”,要把校址古圣寺改为:“陶圣寺”呢!

在抗战中,陶行知又以生活教育思想办了重庆社会大学,培养了一批有志青年,积累了丰富经验。

从创办上述学校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陶行知办学的风貌与精神,他为人民教育事业、为青少年的培养树立了丰碑。

二、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在教育史上开启了新的篇章

陶行知在倡导生活教育运动中,形成与发展了崭新的教育理论体系:生活教育理论。这是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深刻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生活教育理论是以社会生活为主体、实践为中心、教育与生活密切结合,主张“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它是多层次、不断发展的、系统的科学教育学说。

生活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的总体指导思想。它要求对旧中国的传统教育,从指导思想、制度、内容、形式以至教育方法,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造,实现两个根本的转变:一是使把人当作奴隶来训练的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对立的、只为“小众”效劳的封建教育,根本转变成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民教育;二是使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以培养“书呆子”为能事的“死”教育,根本转变成为教育与生活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以培养能“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人为目标的创造性的“活”教育,使教育转移到“生活”的轨道上来。对“生活”的理解不应是狭义的,它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实践活动的总和,诸如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以及与此有关的文化艺术活动,甚至人类延续生命、生男育女、卫生延年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广义概念。生活教育运动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生活教育理论要求建立理想的学习型社会,实施全社会的、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制度。这种教育制度,使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生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都是同学”,“人类都是先生,而且都是学生”。“新世界的创造是我们的主要的功课”。对每个人来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这就要求对全社会的教育进行全面设计,把社会办成大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要取消学校否定教育,而是相反,要把不是学校的社会每一角落也办成“学校”,强化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方面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各个部门,按照“生活即教育”的原则,都办成不同特色、不同内容的“学校”(工学团);另一方面,把已有的“学校”按照生活教育理论进行改造,使它成为社会大学校中担任特殊职能的部分。在这样的大学校里,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也是教育的主人,能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受到与自然、社会进化、生活进程和与身心发展相协调的不同的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也是教育方法论。它要求改变落后于时代、与实践脱节的反科学、不科学的教育方法,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科学的、合乎时代进步的“教学做合一”。以“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为指导,改进教学法。“教学做合一”是以生活为中心,“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从而从根本上治愈“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传统顽症。“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是教育法”。对“做”也不能作狭义的理解,而应把它放到人类生活的大背景中去,这样为“用”、为“做”、为“生活”服务的知识,也就不仅仅是某种具体的工艺知识,而是包括应用科学、掌握信息,以及不同层次的基础理论在内的系统的科学知识。为了“生活”,为了战斗,为了利用自然而去读书,“在生活教育的原则之下,书是有地位的”。生活教育理论摆正了理论与实践的位置,搞对了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

生活教育理论是要求把发展教育与社会改造作出全面规划、统一部署的系统的科学理论。生活教育理论作为整体、作为系统的教育学说,与一切旧的教育学说的区别,在于它把教育与生活作统一的对待,它的总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从此教育再不是少数人包办、少数人所专有、为少数人服务的东西,而成为真正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了,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无法分离的部分。另一方面,生活教育重视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感化作用,要求把生活环境、社会制度的选择与改造作为人的培养、教育的前提与基本内容。“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这样,社会的改造与人的教育成为密不可分的事,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生活教育理论要求发展、提高人的“生活”本领,“生活能力”,“取得现代化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培养“手脑双挥”的“在劳力上劳心”、理论与实践一致、言行一致、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有创造精神的,善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人、强者,而这种培养目标,又与生活教育理论的最高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希望人类最后能建设起“无废人”、“无阶级”、“征服天然势力”的“大同社会”,“理想的极乐世界’。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加以理解,这种“理想的极乐世界”,正是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它的培养目标与今天我们要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守纪律”的人才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

生活教育理论的内在特点决定了它“是随着时代需要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具有时代特色,不固步自封而不断完善着的理论体系。在人民未解放的年代,它是为谋求解放的武器;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以后,它是建设新制度、新生活的工具。这是陶行知对人民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为后世留下的无穷宝贵的精神财富。生活教育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不可缺少的基石。

三、陶行知纯正的品格,高尚的情操,勇于创造的精神,为后代树立了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万世师表

陶行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中华振兴而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不断开拓,勇于改革,为中国教育探求新路的一生。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怀着“文化为公”、“爱满天下”的胸襟和“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发展人民教育,“为整个民族的利益来造就人才”,披荆斩棘,百折不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爱国情操、创业精神、对人民教育的赤胆忠心,为当代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这是他的人生价值的真谛所在。

陶行知是一位有理想、有大志、有抱负的人。他在青年时期就立下大志,要改革旧教育,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1924年,他为了推行平民教育,就写过一首《自勉并勉同志》的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磋跄悔歧路。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后来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就是为着崇高理想锲而不舍、奔走不息、终身奋斗的仁人志士。他自愿放弃优裕生活,率领青年在劳山一片蔓草遍野、荆棘丛生的荒凉地区,艰苦创业,开辟新教育基地,创建晓庄师范,一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也是他临死前不久,当时国家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他身处逆境,时有遭暗杀的危险,但他却对中国前途抱着乐观的态度,对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仍“要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让整个的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五百万市民,都能得到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真是矢志不渝,坚定不移。

陶行知是一位专门利人、毫不自私的人。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他总是舍己为人,毫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在旧社会像他那样到国外留过学、有学问、有能力的人,追求个人升官发财是很条件的,他却视之为粪土,而以为劳动人民多做好事为乐,不仅置自己的名誉地位于不顾,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惜。他常说:“唐僧西天取经,遭遇八十一难,不知者以为他是自寻苦吃,其实他是抱着一个宏愿要完成,看破生死就能乐而忘苦。”他从事教育事业都是为了劳苦群众。他克己为群,为了办学总是仗义疏财,如拿出仅有的积蓄1000元办晓庄师范,又把母亲死后的人寿保险金拿出来办山海工学团。创办育才学校,他更艰苦,除了卖字、卖文外,还把当参政员每月300元的车马费也全部献出。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终年穿一身蓝布料的学生装和土布鞋,有时连吃饭也发生困难,不得不像他自己说的“两个蟹壳黄(上海语,指大饼),两碗绿豆汤,吃到肚子里,同享无量福”。

陶行知是热爱人民,“爱满天下”的人。他这样执著、坚定地为改革旧教育、发展人民教育而坚持不懈地工作,最本质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心里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他的出发点与归结点,热爱人民、尊重人民、为人民利益服务,人民至上,正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道德观,也是他的教育观。“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民与工人。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人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他创办其他学校也同样是爱人民这个大前提出发的,是对人民、对人类真挚的爱的结晶。陶先生这种热爱人民的感情,渗透在他的言行中。他平易近人,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如他在香港停留期间,除工作以外,最喜欢去苦力和手车夫出入的茶楼酒馆喝茶,还常和邻座的劳苦朋友有说有笑,不厌不倦。他还劝说其他人,“既要为劳苦大众服务,为劳苦大众谋福利,就应当先了解劳苦大众的生活,要了解劳苦大众的生活,所以必须与他们接近”。正因为他了解群众,群众也喜欢他,他的演讲,通俗而有内容,不但知识分子能够领略,劳苦大众也深受感动。

陶行知对青年、对朋友、对同事总是给予真挚的爱与诚恳的帮助。他的爱并不外露,并没有什么特别热烈的表情,而在内心却蕴藏着最大的诚恳,燃烧着火热的感情。如他的学生、共产党员刘季平被捕,他想尽办法筹了一笔钱去营救。又如他对当时在育才学校任教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关爱,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翦伯赞后来回忆说:“在抗战几年中,他关心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健康,关心我的著作,真是无微不至。我有几次贫血病与心脏病发作,都是因为他的帮助才好转的,我的近著《中国史纲》第二卷,也是因为他的帮助,……继续付印的。”

陶行知对人类、对人民的爱,特别表现在对待儿童、少年身上。他把保育下一代看作比任何工作都重要。在抗战时期,当他看到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的时候,便决心抢救这些难童,创立育才学校就是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一个措施。他对孩子们的关心,比父母关心子女还要周到。他关心他们的营养,关心他们的寒暖,关心他们的成长。为了不使他们受冻挨饿,学校得以维持下去,他东奔西跑“乞讨”募捐,成了20世纪的新武训。当然他的学识,他的精神,是大大超过武训的。

陶行知这样热情关心儿童、青年、朋友、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孩子、爱人、家庭却很难照顾到,他教育自己儿子努力学习,到社会大学校中去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他甚至很少谈到自己的家庭、爱人。只有一次例外,当他因主张民主、反对独裁而在参政会被除名以后。他靠爱人在工厂里工作维持家庭生计,他对人说:“现在,我的内人成了我的外子,我变成了他的内子!”

陶行知也是一位爱憎分明的人,他博大无比的爱,井不是无原则的,他有所爱也有所恶。他对人民公敌、对人世间的邪恶,是嫉恶如仇的。他曾经对翦伯赞说过:“我什么都不抵抗,只抵抗一种东西——法西斯。”这种爱憎分明、反抗强暴的精神,正是他伟大人格的基础,正是他不朽的源泉。他无私无畏,1946年不顾已被列入暗杀黑名单的危险处境,在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群众大会上,理直气壮地发表演说:“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他还公开在报上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翦伯赞打电话要他提防无声手枪,他却镇静地回答说:我等着第三枪!这真称得上是勇者不惧,大义凛然!

陶行知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人。他用一副名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作为座右铭,他这样教人,更这样律己。他与姚文采在南京创办安徽公学,当时就确定校训为一个“实”字,求实、重实、惟实。他提倡实事求是、实干精神,坚持言行一致,诚恳朴实。反对弄虚作假,反对伪装做作,反对一切浮而不实。他曾经写过一个童话:百鸟仙子请客,来的都是白鸭、白鹅、白鸡,只有一个乌鸦是黑的。乌鸦受了白鸭等的讪笑,非常难过,就想把自己的黑毛变成白色,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变不成功。百鸟仙子开导她说:“身上一根毛,好比那仙草。生来不变色,便是无价宝。莫学丑姑娘,爱擦雪花膏。黑白不均匀,越搽越糟糕。白的固不坏,黑得也很好。你若爱你黑,自然无烦恼。”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坚持正义,独立不倚,这正是陶行知的处世之道,也是他在反动派淫威面前,不受利诱,不为威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社会出污泥而不染的根本原因。陶先生之所以能感人至深,成为一代人师,绝不偶然。

陶行知的为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和谐体。他严肃而认真,活泼而风趣;他有高度的科学造诣,同时又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与创造力,胸襟宽大无垠,做事则严格细密;待人厚而责己严,物质生活极度简单,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广博的世界知识与十足的中国气派;冷静的理智与炽热的感情;对人民的爱与对敌人的恨;简要深刻的箴言与使人笑破肚子的诙谐;……总之,陶先生是一个很完美的统一体的典型。

陶行知的一生,是灿烂的一生。他是世界近代史上的巨人,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他的心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颗为劳动大众、为广大人民所共有的朴素、诚实、光亮和优美的心。他的创造精神,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崇高品德,必将继续哺育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本人选自《陶行知新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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