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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四大崇高精神
2016-10-19 16:09  

陶行知先生为振兴中华民族,发展人民教育,鞠躬尽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我们实施科教兴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弘扬他的崇高精神,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在这位巨人身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感人肺腑的力量、激励人们无私无畏奋发向上的伟大精神。

一、为理想而奋斗,一心扑在事业上的敬业精神

陶行知出身于平民家庭,深知穷人子女吃不饱饭、入不了学的痛苦,立志“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1917年夏,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该院院长孟禄教授劝他留在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而陶行知认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博士论文,还得回中国去写”,毅然回国,先担任当时国内最有名的两所大学之一的南京高等师范(今南京师大、南京大学前身)的教育系主任,后又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部书记。这时,他的人生价值观更加明确了,如在《自勉并勉同志》的诗中说的“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一大事就是建设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祖国。在他看来,“国家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教育是立国之本”,所以首先要做普及教育、启发民智的工作。人口中最大多数是农民,最穷困、最需要文化的也是农民。他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当务之急。他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发表《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说:“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的目标是“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新生命”。实现这个宏伟的乡村改造计划,必须培养一大批肯“为农民烧心香”的乡村教师。于是,他自愿放弃教授的优裕生活,婉辞大学校长的高位,脱去革履换上草鞋,率领同志在长江边燕子矶旁劳山一片荒野上艰苦创业,开辟新教育实验基地——晓庄师范。并派晓庄师范学生到附近的乡办中心小学,到村办实验小学,以社会为课堂培养学生,以学校为中心推进农村的改革,建设科学文明的新农村。陶行知全身心投人,工作得很有成绩。一次,学校附近蝗虫成灾,农民恐慌万状,焚香膜拜,祈求上天保佑。谁知苍天无眼,如乌云蔽空的蝗群,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到处是农民的哭泣声。陶先生动员全体师生,发动几个乡的农民,成立灭蝗指挥部,组织灭蝗队,配制灭蝗药,采用多种办法,一丘丘逐块清除害虫。他亲自参加战斗,身上挂的袋子已装满了捕捉的蝗虫,就脱下袜子装了满满两袜子。蝗虫消除了,庄稼得救了,农民笑逐颜开。打着赤脚、提着袜子的陶夫子与全体师生,都成了农民心中的活菩萨。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农民最大享乐是到茶馆喝茶聊天。陶行知觉得茶馆是宣传科学文化的良好阵地,他就派学生去创办“中心茶园”,帮助农民开展健康的文娱活动,由农民自选茶馆经理,自办各种文娱用品,学生与农民经常联合举行歌曲、戏曲演出。陶行知为茶馆写了对联:“嘻嘻哈哈喝茶;叽叽咕咕谈心”,“为农民教育之枢纽;是乡村社会的中心”。通过三年的努力,附近的农村开始改变面貌,渐渐“活”起来了。可惜,在旧社会,要实现这种带着几分乌托邦色彩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后来竟因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学校也被当局封闭。陶行知并不灰心,在顽强的事业心的驱使下,披荆斩棘,百折不挠,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946年,他到上海,当时国家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他身处逆境,却仍对中国前途抱着乐观态度,对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仍“要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500万市民,都能得到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陶行知抱定宗旨矢志不渝,正是他的敬业精神也是爱国思想的体现。

二、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奉献精神

他这么执著地为改革旧教育,普及大众教育而工作,最本质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心里装着人民。一切为人民是他的出发点与归结点,也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也没有他的一切事业。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民。他爱农民只是从农民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人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他创办其他学校也同样是从人民这个大前提出发的,是对人民、对人类真挚的爱的结晶。陶先生这种热爱人民的深情,渗透在他的一生奉献中。他是一位专门利人、毫不自私的人。为办教育,他总是舍己为人,毫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像他这样的地位、条件,追求个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自然不成问题,但他对个人名利看得很轻。经他手的经费是大笔大笔的,而他丝毫不沾。他为自己立下信条:“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不仅不贪公肥私,反而为了办学仗义疏财。如拿出个人全部积蓄1000元创办晓庄师范,又用母亲死后的人寿保险金办山海工学团,当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难童流亡到重庆的时候,面对这些苦难的孩童,他感慨地叹息:“人才的幼苗,需要阳光、雨露。没有这些,人才的幼苗就枯萎了呀!我常常想,莫扎特的姐姐比莫扎特更有音乐天才,为什么莫扎特成为著名音乐家而他姐姐不能呢?因为他们的父母穷,只能供一个孩子念书。”为了使更多的孩子有书读,他创办育才学校,经费就靠卖字、卖文的一点收入,当参政员每月300元的车马费也全部献出,再东奔西跑“乞讨”募捐,成了20世纪的新武训。他自己生活非常俭朴,终年穿一身蓝布料的学生装,有时连吃饭也发生困难,正像他自己描绘的“生活不如老妈子”,远不及有钱人家的娘姨保姆。陶行知不以艰困为苦,而以苦为乐,以为人民多做好事为乐。正如他的长子陶宏所说的:父亲“是一个自己吃苦叫别人快乐的人!他是一个不愿把自己的苦分给别人而只愿把自己的快乐分给别人的人,他是一个看到别人分到自己的快乐而更加快乐的人,我们无法表达出他所身受的种种困苦情况,然而他永远是一个达观的人”!他主张把“埋头苦干”改为“抬头乐干”。所有这些都源于陶行知站得比常人高,看得远,能看破名利与生死。他常说:“唐僧西天取经,遭遇八十一难,不知者以为他是自寻苦吃,其实他是抱着一个宏愿要完成,看破生死就能乐而忘苦。”可见,陶行知的奉献精神实非偶然。

三、生生不息,勇于开拓的创造精神

陶行知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他是在改革传统教育,不断实践创新中开拓前进的,也是我国现代最早提出创造教育的教育家。他从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精神去“发现穷办法,看重穷办法,以办成丰富的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要发展,必须依靠一批有创造性的教育家来办。在他看来,“第一流的教育家”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他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就是创造性的教育活动,目标是创造“理想的人生”、“创造真善美的活人”,“将老百姓的智慧启发,刺激每一个老百姓的创造力,创造出老百姓愿意的新天下”;他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创造性的教育理论,认为生活之树常青,教育应随生活的进步而进步,在现代社会里,应使教育“川流不息的现代化”,永远创造前进;他创办的一系列学校,不论是最早办的的晓庄师范,还是后来办的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等,都是与传统模式完全不同的的新型学校,是在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生活教育理论指导下,探索“教学做合一”的崭新的教行模式,是以教育实验的方法探索人的身心素质的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尝试。既是实验又是创新,在当时是“超前”的。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从教材教法研究、课堂教学模式研究,到目前发展为学校模式特色化、多样化、个性化研究。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日程中,教育科学面临的前沿课题之一是21世纪学校模式的教育实验研究、环境育人以及教育社会(学习社会)与社会教育化、教育终身化的研究。陶行知的许多创造性的实验方法与教育实践给人以巨大的启示,当然,就具体的方法而言,也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依样画瓢,而贯穿其中的创造精神,却是我们建设现代化的无价之宝,值得借鉴,应该发扬。

四、“追求真理、学做真人”的求真精神

求真务实是陶行知做人之道,是他毕生的追求。他有一句教人更是律己的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掷地有声之语,在今天更是无价之宝。

陶行知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学做真人”的—生。他在青年时期,即满腔热情地投身反清辛亥革命;美国留学归来,即开始教育救国的实践,一心一意为改革传统教育而努力;“九一八”日寇侵华步步紧逼,亡国之祸危在旦夕,他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国难教育与战时时教育;抗战胜利后,他又冒着“第三枪”的危险,坚定不移地战斗在爱国主义运动的前列。为了真理,为了和平,他坚贞不屈,义无反顾,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鞠躬精粹,死而后已。

陶行知以德育人,把“教人求真”作为教师的职责,“学做真人”看作教师的使命与学生的目标。提倡诚实反对虚伪,反对欺骗,认为“教师只能说真话。说假话就是骗子”。同时,他认为,追求真理要有实际行动,言行必须一致,不能说归说,做归做,“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Fruth in Action)”,“行动的真理必须在真理的行动中才能追求得到”。

陶行知常以古喻今,用古人的范例,教育青年为真理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在《学生的精神》一文中,他举了明代浙江宁海人方孝孺的事迹说:“坚强不动摇的人格及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决不能少的,尤其在我们学生时代。我现在要举一段例子给诸君听,就是明朝的方孝孺先生。当燕王棣篡位之时,使他草《即位诏》,他大书‘燕王篡位’四字,因此被夷十族。当燕王篡位之时,势力胜过现在的任何军阀,但不能压迫方先生一笔锥,可见方先生的人格及不怕死的精神,真令人钦佩而尊敬,亦可证明读书人不可忘掉气节。”他又多次举清代颜元的故事启发人们。清代大学者颜元,16岁时,他的干祖父想用行贿的办法,给他买个秀才头衔。殊不料,颜元不但不领情,反而大哭大闹,以绝食表示“抗议”,说出了“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的警世之言。陶行知在文章、书信、演说中常引用这句话,告诫后辈做人要做真人,不办假事,蒙骗别人。他常常表白自己:名誉是我的生命。他无论公事家务,都以此自励。1940年底,陶行知的次子陶晓光,想进成都无线电厂工作,但得有一张学历资格证明,而他没有正规的学历,于是他写信给父亲的好友,时任重庆育才学校副校长的马侣贤叔叔,请求开一张学历证书,不久他得到了这个证明,满想可以蒙混入厂了。谁知这事被他父亲发现了,陶行知立即发电报要晓光把证明寄回,并随即写信给晓光,我们可从中窥见陶行知的为人,看到他教子有方,令人感动:

“晓光:最近听说马肖生(即马侣贤——引者)寄了一张证明书给你。他擅自作主,没有经我看过,我不放心。故即于当晚电你将该件寄回,以便审核有无错误,深信你已经遵电照办。现恐你急需文件证明,特由我亲自写了一张,附于信内寄你。你可根据这个证明,找尚达弟力保。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同时从尚达弟及各位学术专家学习。万一竟因证明不合传统,而连这样的工作学习亦被取消,那么,你还是回到重庆。这里有金大电机工程,也许可去,或与陈景唐兄商量,径考成都金大。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万一金大也不能进,我愿筹集专款,帮助你建立实验室,决不向虚伪的社会学习与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到陶行知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他将“追求真理做真人”看作“终身受用无穷”的东西。陶行知生活的黑暗社会,充塞着许多“看去是真的,又像有几分假,听来是假的,又像有几分真”,那是真假难分、是非不辨的时代。到处是白皮黑心、利欲熏心、尔虞我诈。陶行知疾恶如仇,彻底看破了那些假面具,称那些“嘴里喊爸爸,心里咒他死”的不肖之子与其父亲的关系为“假父子”;视“养女如养猪”的妈妈与其女儿的关系为“假母女”;称“貌合心已离”的夫妻为“假夫妻”;称“丢手成路人”的情侣为“假情人”;称“到处丢你丑”的朋友为“假朋友”;称金钱关系的师生为“假师生”;称“忍看山河碎”的军队为“假军队”;称“要剥百姓皮”的官吏为“假官吏”。陶行知敢于这般揭露“假人”假事,敢于理直气壮地“打”假,并提出判別是不是真人,则应看是否敢于揭露假人假事。若对假人假事安之若素,则真人亦为假人。可谓一语中的。陶行知对伪、对假真正是深恶痛绝,看透了它们对社会、对国家的危害,他尖锐地指出:“天下非真小人之为患,伪君子之为患耳。真小人,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避之,并得而去之。伪君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而处心积虑,设阱伏机,则桀纣也。桀纣,汤武得而诛之也。桀纣而尧,则虽善实恶,虽恶则难以罪之也;虽是实非,虽非而难以攻之也;真中藏假,虽假而难以察之也。博尧之名,而无尧之艰;享桀纣之利,而无桀纣之祸。无人非,无物议,伪君子以此自鸣,世人以此相隐慕。一家行之而家声伪,一国行之而国风伪,行之既久而世俗伪。嗟夫!真小人之为患,深之不过数世,浅则殃及其身而已;伪君子则直酿成伪家声,伪国风,伪世俗,灾及万世而不可穷。”他把伪君子之可恶说得淋漓尽致。

陶行知如此深刻地对待真伪问题,把求真知识、学做真人看作教育之根本,做人的根本,这正是他倡导的生活教育的灵魂所在,也是他的崇高人品的表现。

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创造精神与求真精神,这四者不可分离,构成了陶行知完美的品格,缺少其中之一就不成陶行知。惟其具备这四种精神,才成为他毕生追求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真人典范。陶先生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见困难从不退缩不前,“上天无路造条路,入地无无门开扇门,生来不怕霜和雪,热心好比火山喷”,这正是他的自我写照。这样的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创造型杰出人物,“是—个真善美三者具备的‘完人’”,毛泽东尊之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宋庆龄赞陶行知是“万世师表”。诚哉斯言,名不虚传!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在呼唤着需要“培养众多现代陶行知”。(本人选自《陶行知新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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